紫荆烂漫慰邓公

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带着一个未竟的愿望离开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未能亲眼看到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未能亲身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

一年后的今天，在香港这块邓小平倾心关爱的土地上，他缔造的“一国两制”构想已经成为现实，一个制度依然、生机依然、稳定依然的香港默默而深情地告诉邓公：看到今日的香港，您一定会感到欣慰。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说出了香港人的心声：我们怀着无限敬意，追念邓小平先生。他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香港回归祖国至今一切如常，最近受到亚洲金融风波冲击仍能安然度过，一是有祖国作为强大后盾，二是因为“一国两制”方针保持了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香港市民习惯的生活方式，维系了港人对于前途的信心，因而也保障并确立了香港经济向前发展的基础。

香港临时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说：在邓小平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刻，我向他老人家致以深切的缅怀和追思。我相信这也是广大香港人在这不寻常时刻的心情……

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贯彻落实，确实成为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这是对邓公最好的告慰

已届75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回忆起与邓小平的许多次会面，对这位“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充满景仰之情：“邓小平先生把‘一国两制’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要求把这一方针作为一项国策长期坚持”；“香港回归祖国后，保持了持续繁荣稳定的局面，展示出明天更美好的灿烂前景，这一切首先归功于‘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从“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从基本法制订到香港后过渡期问题的中英谈判，从筹组特区到香港政权交接，中国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始终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落实“一国两制”，并且不断把这一方针丰富、完善、具体化，直到香港特区成立庆典上，江泽民主席再次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这是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

香港回归祖国230多天的现实充分证明，中央政府严格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规定，除了外交和国防事务外，尊重香港原有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尊重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用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杨耀忠的话说，“香港如今‘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没有改变”。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马毓真以公署在中央和外交部领导下的一系列工作实际，说明中央政府对落实“一国两制”的坚定不移：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限于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香港特区只能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目前，特区政府中有一些担任重要职务的外籍公务员，如知识产权保护署署长、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民航处处长等。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不仅让他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国际会议，而且给他们以较高的礼遇；

根据“一国两制”构想，中央人民政府对特区政府官员开展外事活动也做出特殊灵活安排。特区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去外国访问不需要中央批准，他们在外国访问期间，我驻在国使节到机场迎送，为他们举行招待会，但不参加会谈、会见和参观活动。外国领导人访港，公署只起通报信息的桥梁作用，亦不参与有关会谈等活动。

马毓真说，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一国”就是在香港回归后，涉及香港的外交事务，即涉及主权、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务，仍由中央政府出面处理。“两制”就是我们对香港特区依法可自行处理的有关对外事务不加干预，而要尽量予以支持和配合。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刘镇武表示，部队进驻香港后，根据小平同志关于“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的精神，根据基本法和驻军法赋予我们的职责，按照军委和总部的要求，积极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依法履行职责，严格管理部队、遵守法纪，树立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半年多来，我们与特区政府相互支持，与六百万香港同胞和睦相处，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谈起一件“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明“一国两制”确实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他回忆说，在小平去世的第二天，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行政长官董建华按原定计划返回了香港，当天傍晚又按原定计划公布了国务院任命的特区政府23位主要官员名单。过去曾有人担心，小平不在世，“一国两制”能不能贯彻落实？这件事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说明“一国两制”是一项基本国策，不会因为小平去世而有所改变。

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缔造者和倡导者的话，那么事实已经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人是“一国两制”的坚定的、创造性的实践者；“一国两制”是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不仅是一种宣告，更是一个现实的行动。这是对邓公最好的告慰。

事实证明，中央政府尊重“港人治港”，香港的中国人确实能够管理好香港的内部事务，这也是对邓公最好的告慰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钟士元对1984年6月22日在北京受到邓小平接见的情景记忆深刻。当时，邓小平畅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其中特别强调，“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

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著名论断，广大香港市民从内心感到高兴。但一些人难免有点疑虑和担心：中央政府真能那么放手让香港高度自治吗？香港的管理、运作真的能够高效如常吗？回归230多天后，疑虑和担心逐渐消退，正如特区临时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所言：“特区成立以来总的情况良好，特区政府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有效运行，社会生活各个环节运作如常。”

谈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表示，“香港人能够当家作主，感受是很强烈的”。他说，英国人管治香港时，香港的很多事情都要问伦敦。香港回归后，香港的内部事务根本不必问北京。“现在我们的行政长官也好，主要官员也好，向北京请示比过去总督向伦敦请示肯定少得多，这也就说明香港的自治程度高。”

钟士元从邓小平的著名论断，谈到香港回归以来的现实：“特区政府内部的同事最清楚，这7个多月里，香港制订政策、遇到重大问题时，都是由特区自行决策。中央政府只是多次表示，让我们‘放手去做，中央全力支持’，却没有作任何指示、进行半点干预。”

“我认为，邓小平先生相信会成功的‘港人治港’已经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他以亚洲金融风暴为例说，在这场风暴中，许多亚洲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只有香港和内地能够保持货币稳定。做到这一点，除了香港良好的经济基础、雄厚的财政储备以及祖国的后盾外，特区政府的有效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连国际上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工作都是充分肯定的，认为香港的处理相当成功”。

事实确实如此。特区成立以来，一系列严峻的考验接踵而至：国际投机者炒作港元，冲击联系汇率；受外围因素和外力影响，香港股市大跌，并且引发楼市调整和消费市道疲弱；多年积累的隐患和问题突显，要求迅速改善民生的呼声空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从香港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凭借严整的架构、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丰富的经验，迅速作出各种反应，尽可能把不良影响降到了最低限度。各种考验面前，香港特区始终保持着经济基础和结构的稳定，社会生活的稳定，民心的稳定。

行政会议成员谭耀宗强调说，中央政府全面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对香港人很信任，“港人治港”已开了一个好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怎样把香港的事做得更好”，“这就是对邓小平先生最好的纪念和告慰”。